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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村上春树“文学理想上的偶像”

2021-11-12 发布于 环球快讯
产前亲子鉴定机构

作者简介:刘研,女,1970年生,东北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著作有《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寓言——村上春树论》《契诃夫与中国现代文学》、《二十世纪日本文学批评》(合著)等著作,近年在《外国文学评论》《社会科学战线》《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国际村上春树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寓言:村上春树论”课题(已结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平成年代战争小说的症候式研究”。

本文首发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内容摘要

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比较文学理论、伦理学等方法,目的是剖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综合(复调)小说”对村上春树文学的深刻影响。在《1Q84》中,村上立体描述市井万象,各色人物、各种故事纵横交错,他对“正义与自由”、“善与恶”、“生存多样性”等问题的探讨亦能在陀氏那里找到精神渊源,《1Q84》第二卷第九、十一、十三章青豆杀掉“先驱”的情节也与《宗教大法官》相似。结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保持的是在宗教神性框架下的精神探寻,而村上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强调善恶的相对性、事物的不确定性,充满了对价值或意义的解构,从而使得青豆与“先驱”的对峙缺乏重击灵魂的震撼力,非但未能引发一场思想对决,甚而具有某种“轻小说”的性质。意义在于我们更为警醒地对待村上春树作为畅销作家的影响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村上春树“文学理想上的偶像”。他在创作中一再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春三部曲的《且听风吟》中“鼠”的理想是做一名小说家,并“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基础写了滑稽乐队的故事”,《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主人公“我”70年代那“差不多和谁都成不了朋友”的生活方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我付诸实践”。

村上还如此解释自己的创作理想“综合小说”:“立体描述当今时代市井万象的我自己的‘综合小说’,想超越‘纯文学’的范畴,通过各种方式尽量发掘,将人的生命嵌入当今时代的空气中”,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种“里面有某种猥琐、某种滑稽、某种深刻,有无法一语定论的混沌状况,同时有构成背景的世界观等,即纷纭杂陈的相反要素统统挤在一起......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出场,带来各种各样的故事,纵横交错,难解难分,发烧发酵,从中产生新的价值。”

一、生存的多样性

村上早期创作故事线索或为单线,或为双线并置,情节相对简单,自1992年的《奇鸟行状录》以来,故事越发复杂,譬如在《1Q84》中有想成为小说家天吾的故事",有天吾父亲的故事;有冷酷杀手青豆的故事、老妇人的故事、保镖Tomaru的故事;有宗教领袖的故事,亦有牛河的故事。各种人物纷纷出场,故事与故事重叠复合。

如果我们将视角聚焦天吾父亲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那是一部与日本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底层贫民挣扎的血泪史。他出身东北农家,在饥寒交迫中加入“满蒙开拓团”,熬过酷寒迎来战败,“幸运”逃回东京后做过黑市商人,学过木匠手艺,勉强填饱肚皮。后被引荐获得NHK收费员工作,他无比珍惜,尽职尽责敲门收费,即便对方破口大骂也毫不在乎。勤勉工作得到相应的公司待遇。不过成为“劳役动物”而已,父亲却将之视为人生的完满结局,为隶属于一个巨大的组织自豪。弥留之际,他的手总是敲打床框,仿佛摩斯密码一般,对此深知父亲的天吾解释说“那是在敲别人家的门”。父亲死后遗言要求穿NHK制服火化。可见,为NHK收费对天吾父亲来说,不是谋生手段,而是生活本身,是他生活乃至生命的全部意义。其悲剧性不仅在于他凄苦空洞的一生,而在于他觉得没有比这种生活更完美更正确的了。

村上文学中少有父亲登场,即便登场,也是否定和弃绝的对象,如《海边的卡夫卡》,“在《1Q84》中有很多‘小父亲’登场。青豆的父亲、天吾的父亲、‘深绘里’的父亲、Tamaru的父亲,皆以不同方式抛弃了自己的孩子,给孩子们留下深深的伤痛。”虽然天吾为父亲否认自己是他的亲生儿子如释重负,但是,在这部小说中村上并没有将父亲设计为单纯的父权制压迫的化身。父亲的遗物是几个信封,自然也是父亲最为珍视的东西。有他作为NHK收款员时代的各种记录,有一张全家三口人唯一的黑白照片,最厚的信封是天吾“神童时代”所取得的辉煌成绩的记录。当这个似乎完全被“体制化”的人流露出一丝人性的温暖时,我们愈发感到造就这个人的世界的冷酷。天吾面对逝去的父亲领悟道:“你已经带着我的一部分死去了,而我带着你的一部分活下来。不论血脉是否相连,这一事实如今都不会再改变。”

NHK的阴魂并未因天吾父亲的离世而消散,无论是天吾、青豆、深绘里、还是牛河都被“幽灵般”的NHK收费员敲过门。收费员一次次敲起青豆藏身处的房门时说,“不过就算你那么做,也别想逃之夭夭。肯定会有人来把这扇门打开的。真的哦。”嘶哑的声音与执拗的敲门声让冷静杀手青豆失色,让淡定的天吾挂心,让对自己的理性逻辑很自信的牛河犯疑。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深入人心,尼尔•波兹曼指出,这句话还要修正一下,“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如果说奥威尔警告我们将受制于外来专制的压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信息泛滥的网络时代,村上让我们感受到的便是NHK收费员敲门声的恐怖。众所周知,NHK是日本放送协会的简称,是日本最大的广播电视机构,是日本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公共传媒机构之一。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选取NHK作为社会内体制的化身,其代表性和象征性不言自明。

与体制之内的父亲形成对峙的是天吾的故事。领袖告诉青豆,她挚爱的天吾创作了一个名为《空气蛹》的小说,正是天吾出色的讲故事的能力,将青豆送到了这个1Q84的世界,如此看来,天吾是《1Q84》的枢纽型人物。天吾29岁,即将跨入30岁的门槛,是补习学校的数学老师兼无名作家,正在为成为一名真正的小说家刻苦练习写作。29岁,是酒吧老板村上创作处女作《且听风吟》,即将在文坛大展宏图的年龄,是村上春树青春三部曲中“我”的年龄。就职业而言既衣食无忧,又处于体制之外、社会边缘;观其理想,既向往如波西米亚人一样自由创作,又要在社会建言发声。村上如此概括:“我在小说中描写的始终是三十岁左右的单身男性。......把都市人、没有家庭的浮萍般的男人作为主人公,记述他怎么被卷进故事中去,在那里他如何看待事物,事情发生时又如何去处理,绵密地维持这样一种视角,对我非常重要。这样也可以不断地验证我自己。我强烈地希望获得自由、成为个人,在我的故事中,主人公是一个个体、是自由的不被束缚的人,这比什么都重要。”天吾是疏离权力主流意识形态的在都市里“游荡着”的边缘型知识分子,这也是村上着力塑造的“自我”形象。

小说的主线是青豆与天吾与新宗教组织“先驱”的斗智斗勇。“先驱”发端于日本新左翼学生运动,又有明显的奥姆真理教和山岸会的特点,先驱领袖患有眼疾这一特点与麻原彰晃近似,也有信仰左翼思想而去了山岸会的新岛淳良(1928—2002)等人的影子。“先驱”的内部组织如何虽然没有多说,但领袖说青豆将面临组织残酷的追杀,警察亚由美也描述了先驱内部严格的等级和修行制度(与奥姆真理教基本一致)。他们不过是大体制中无数的小体制,抑或村上所言的“体制中有反体制,反体制中有体制”。教徒将教团视为自己的避难所,将自己的精神托付给教团,认定教义正确无比,遵循教义行事。于是,“先驱”的信徒将自己10岁的女儿献给教主,期待教主的恩宠,实则是对女孩实施毁灭性的强奸。虽然小说中对这一恶行予以了神话式的置换,但在现实中这类令人发指的兽行不绝于耳。

牛河仅仅因为生来长相丑陋,出生就被“富裕美满的精英家庭”视为“另类”而厌弃,长大了便被这个以貌取人的社会所抛弃。牛河的长相失衡怪异,耳朵很小,耳垂却大得异样,不过天吾诡异地发现其躯体构造总有看不厌的地方。如果说小松以艺术至上来诱惑天吾的话,那么牛河更为直接,以金钱名声利诱,假如天吾与所谓的“新日本学艺振兴会”合作,每年将获得300万元的资助金,有望成为下一个时代的领军人物。牛河是个虚无主义者,在他看来,人生不过是不断丧失的过程,剩下的全是些不值一提的伪劣品。而天吾这种为了生活零售时间和才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牛河的锲而不舍,让青豆身处险境,但也正是因为牛河,青豆和天吾才得以最终牵手。牛河作为天吾的伟岸高大身躯的对照被称为大头娃娃,他悲叹:我为什么不能得救,“说来我不就像没能邂逅索尼娅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吗?”在深绘里的一瞥之下心有所动,生命危急时刻,家中小狗的意象不断闪回,爱的需求与深深的孤独感令人对牛河的命运悲叹。

原本是朝鲜人的Tomaru也大抵如此,国破家亡,战乱中父母将还是婴儿的他托付给日本人送到了北海道的孤儿院,获得日本籍,取了地道的日本人的名字,做着见不得光的保镖,在他的生命中,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恐怕只有孤儿院里逝去的好友送给他的木雕小老鼠了。

在1984年的繁华东京,天吾、青豆所到之处,却是人被异化为非人的世界。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恶意和虐待正在滋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什么伤害,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伤害了别人,因为一切都恍若是我们自己必然的选择与需求。

《1Q84》(村上春树著,施小炜译,南海出版社,2009-2010)

二、何谓正义

主人公之一的青豆来自虔诚的证人会家庭,证人会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宣扬世纪末日论,按照《圣经》字意行事,如完全不赞成输血,也不赞成大手术。证人会的原型是耶和华证人会,1985年曾发生因父母是耶和华证人的信徒拒绝输血、遭遇交通事故的川崎市小学生死于交通事故的惨案。“证人会”里的人诚实稳重,认真思考信仰,为尊重教义而生,在某些场合甚至不惜牺牲性命。但由于教义过于狭隘脱离现实,正确的动机未必一定带来正确的结果。青豆从一学会走路就被要求与父母一起传教,在学校因为教义要求不能参加任何集体活动,饭前要大声念出祈祷词。尽管青豆11岁因为退会抛弃了信仰而与家庭决裂,从此与父母形同路人,尽管她时常痛批证人会,但证人会的道德伦理、行为模式乃至禁忌已经化为一种无意识深深浸染了她的身心,反过来成为她自身的自觉选择,如她献身于“暴力受害女性庇护所”,为在家暴中受到侵害的女性复仇。每逢紧要关头“证人会”的祈祷词便脱口而出,“我们在天上的尊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恕我们的罪。愿你为我们谦卑的进步赐福。阿门。”祈祷词让她镇定安心,给予她力量。在这一意义上来说,“证人会”已化为潜意识支撑着青豆貌似强大的内心。

青豆的挚友大冢环天性聪颖,个性温和,却因不堪丈夫施虐选择了自杀。青豆越发感觉孤独,她“觉得自己就是渣滓,是毫无意义的肮脏渣滓”,觉得自己没什么东西可以失去,工作、名字以及在东京的生活都没有意义。这与《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对自己的认知惊人相似。拉斯科尔尼科夫徘徊于做“虫豸”、“抹布”还是做超人的激烈精神冲突中。青豆也绝不甘心如此生活,而老夫人和她的“暴力受害女性庇护所”为青豆提供了做“超人”的机会,这个团体一方面保护遭受家暴的女性受害者,另一方面则连续杀害实施强暴和家暴的男人。青豆之所以能与“暴力受害女性庇护所”的创建者绪芳老夫人结缘,也是因为老夫人的女儿是家庭暴力中的牺牲者。家暴的悲剧还不仅仅如此,因为家暴的制造者常常因为这是家庭内部的事情、是个人私事而逃脱应有的惩罚。人类的良善本能得不到现有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而这种制度的缺陷又激发了人性中潜藏的阴暗,于是老夫人和青豆选择了“以暴制暴”的个人复仇。

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了心狠手辣的放高利贷老太婆后,慌乱中还杀死了她无辜的妹妹,内心处于极度矛盾冲突中。青豆杀掉虐妻男人后去见老夫人,夫人笔直地注视着青豆的脸庞说:“我们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她给青豆看了被残酷折磨的年轻女人的照片,指出对于这种行凶作恶之人必须严惩,见青豆没有回应,极为冷峻地说:“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告别之际,老夫人再次握住青豆的手,“你不必有任何担心,因为我们做的事是正确的。”夫人的保镖Tomaru也握住青豆的手,“完成一桩事关人命的严酷工作后,需要伴随着肉体接触的温暖恬静的激励”。仿佛祈祷词般的“正确”之说与一次次的握手,显然是一种彼此安慰,掩饰的就是内心的不安。青豆知道自己此举疯狂,尽管她坚信自己是代表正义的有良心的杀手,但杀人毕竟是杀人,从法律的角度看,她不容置疑就是犯罪者。而在老夫人的“正确论”的指导下,青豆差点被迫自杀。她和老夫人他们彼此之间的信赖植根于暴力杀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无论怎样都是残忍与恐怖的。2009年村上在《“高墙与鸡蛋”》的演讲中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青豆和牛河,都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既是柔弱的蛋,又是某一坚硬高墙的构成成分,何谓“墙”,何谓“蛋”,其实是无法区分的。如岩宫惠子所言:“在这部《1Q84》中,善与恶、光与影、受害者与加害者等对立性概念交错纠结。”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追问阿辽沙,一个退休将军因为8岁男孩不小心打瘸了将军猎狗的腿,便在其母亲面前放出了所有猎狗,将孩子撕成碎片,这样的人该不该枪毙?他自己要亲眼看到对暴行的惩罚,而不愿只是默默等待普遍和谐、彼此拥抱的那天到来,接着他给阿辽沙讲了自己创作的《宗教大法官》,阿辽沙说,那么一切都被允许吗?如何面对人类的各种暴行同样也是村上力图探讨的课题。为了不再听任这种渣滓一样的危险人物横行世间去寻找下一个牺牲者,青豆他们采取了刺杀行动。

这里的思维模式是明确的,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拥有“我们”认定的正义,在对对象具体的非正义进行审判之际,没有意识到或者故意遮蔽了自己在行动中存在的非正义与非人道行径。小说中的证人会和“先驱”皆如此,现实中奥姆真理教如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如此。“9•11”之后,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空袭也是这样堂而皇之的说辞,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说辞也大抵如此。

《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三、善与恶的精神交锋

陀思妥耶夫斯基留给世界文学最为宝贵的遗产之一便是如巴赫金指出的复调型艺术思维。他的小说人物意识形成一种“他人意识”,多种声音、多种音调并存,形成精神交锋。村上期待将《1Q84》写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种综合小说,《1Q84》第二卷第九、十一、十三章讲述了青豆杀掉“先驱”领袖的经过,主要情节是两人的对话,其对话是否形成了一场尖锐的思想对决呢?村上说青豆“是不愿让人将自己周围世界封闭起来的意识极强的女性”。10岁时因为与天吾牵手逃离家庭,希望做一个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能够坚持自我的人。在第九章中,领袖指出证人会这一偏狭顽固的宗教理念在青豆头脑中根深蒂固,因为“人绝不可能摆脱小时候植入大脑的印象”,对此两人的看法基本达成一致。这时领袖话锋一转谈到自己的身体障碍,与少女的交合也好,难以忍受的病痛也好,都是恩宠的代价。实则领袖很巧妙地向青豆传达了自己也是受害者的信息。在第十一章里,青豆给领袖做肌肉梳理,因为领袖对疼痛有超凡的忍受力,令青豆产生职业上的敬意。青豆说自己坚信的真理是“基本上能用肉眼看见的东西,是能证实的东西。当然,也伴随着一定的痛苦”。领袖同意青豆关于真理的“可证实性原则”,随即指出,“世上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渴求能证实的真理。在大多数情况下,真理这东西就像你说的那样,伴随着剧烈的痛苦。而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渴求伴随着痛苦的真理。人们需要那种美丽而愉快的故事,多少能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存在有重大的意义。正因如此,宗教才能成立。”领袖道出了宗教的要义在于“证实自我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就是上文提到的“自我正确”的认定,其立足点显然是片面和自私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真理就是建立在可见的事物上,而基督的真理是建立在不可见的心灵自由上,是属于信仰层面的绝对的善。显然基督的真理已经无法让现代人信服。领袖认为自己的教团从事的不是宗教行为,只是转达“小小人”所聆听的神的声音而已,即便强奸幼女也是如此。进而提出了善恶相对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善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改变所处的场所和立场。一个善,在下一瞬间也许就转换成了恶,反之亦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重要的是,要维持转换不停的善与恶的平衡。......平衡本身就是善。”这一善恶相对论直接颠覆了青豆等人“自我”认定的“绝对正确”的信条。善恶是评价人的道德行为和事件的最一般的范畴,但何谓善?何谓恶?“善恶标准在根本上表现为利益标准。但由于一定的利益标准在道德领域内又具体化为一定道德规范的标准,因而在具体的道德评价中,行为善恶与否,首先看其是否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利益标准在总体上是一切道德评价尺度的最终源泉,而道德规范的标准,则把利益标准具体化、道德化。根据利益与善恶的关系,及主体与客体的具体而微的关系,善恶标准是具体的、特殊的、相对的,有多少种利益主体,就有多少种善恶标准。但是善恶还是一个历史范畴,评价人们行为的善恶时,要把行为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总链条中去考察,看这些行为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幸福,是否有利于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大多数人幸福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行为,就是善的,反之则是恶的。在这个意义上,善恶标准又是抽象的、普遍的、绝对的。”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平衡是必要的,然而平衡也是最难把握的。而领袖善恶观潜在的危险性在于,他强调了善恶的相对性,强调了相对性中的善恶平衡,而忽略了立足于大多数利益基础上的善恶的绝对性,由此一来,善恶的最终底线将暧昧不明,文明赖以持续的人类禁忌将会被突破,在这种善恶相对论的旗号下,伊凡的“为所欲为”的理论必然大行其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抗拉斯科尔尼科夫、伊凡超人哲学的是坚守基督的绝对美德、人类大爱,罪者必须默默忍受苦难,洗涤灵魂罪恶,从而获得新生。在信息时代,上帝之音显然已异常遥远,那救赎来自何方?青豆认为自己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因为有“爱”——10岁小儿女执子之手的纯爱。不过这爱是否真实存在连青豆自己都无法确认。领袖神谕般地告诉青豆,“天吾从来没有忘记这件事。而且他一直在思念你,现在也仍然在思念你。你最好还是相信我的话。”信“我”——才能相信天吾对你的爱;不信“我”,你就无法确保你心中爱的真实,彻底拔除了你生存的根基。为了迫使青豆相信他,领袖频频显示神迹,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显示神迹的不是耶稣,而是魔鬼。青豆最终完全确信了领袖的话,欣然接受领袖建议,杀死领袖本人,用自我牺牲,换取天吾的安全。

领袖与青豆的对话不但没有实现精神的实质对话,而且给人的感觉是,青豆一直唯唯诺诺地听从领袖滔滔不绝的讲述抑或自我辩解,事后为自己杀死领袖流露悔意。这里根本谈不上对精神独立性的追求,我们看到的是青豆又一次经历了被人洗脑,也许是“证人会”的思维方式在作怪,领袖对青豆说服的过程与现实中麻原彰晃应对信众的招数并无二致。值得一提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写到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罪”,也写到了对他们的“罚”,他们受到灵魂与肉体、天国与现世的双重惩罚。青豆通过与司法机关、宗教组织斗智斗勇安然逃脱,从另一面表明,作者并没有将青豆视为“罪人”,没有“罪”何来“罚”?

不仅如此,小说最终青豆受孕,并与天吾重逢,要在一个月亮的世界建立自己的王国。但村上的自由不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学依据,所以也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审视自由,而仅仅把自由看作一种权利。假如没有不朽和神学的观念,大法官就是公正的,只需要面包的生存权就是合理的。而天吾与青豆在一个月亮的世界所赢得的恐怕也只是“小确幸”的幸福而已。

参考文献:

[1]村上春树.且听风吟.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村上春树.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村上春树.アントニオ•ロサーノ:「ハルキ•ムラカミあるいは、どうやって不可思議な井戸から抜け出すか.村上春树.夢を見るに毎朝僕は目に覚めるのです——村上春樹インタビュー集1997—2009.东京:文艺春秋,2010.

[4]村上春树.1Q84BOOK3(10月—12月).施小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

[5]村上春树.1Q84BOOK1(4月—6月).施小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

[6]村上春树.“高墙与鸡蛋”——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讲演.林少华译.为了灵魂的自由——村上春树文学世界.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

[7]村上春树.1Q84BOOK2(7月—9月).施小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8]村上春树,松家仁之.村上春树三天两夜长访谈.张乐风译.安妮宝贝主编.大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9]内田树.脱离“父亲”的方位.河出书房新社编辑部汇编.村上春树《1Q84》纵横谈.侯为,魏大海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

[10]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1]王海明.新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2]王新新.《1Q84》中的非现代因素——兼及村上春树的“新的现实主义”.东方丛刊,2010(2).

[13]岩宫惠子.生存在10岁——深绘里被封禁的10岁的印记.侯为,魏大海译.河出书房新社编辑部汇编.村上春树《1Q84》纵横谈.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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