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很晚时候，柳州路这边加班的人只剩下我、妻子同昭和另一位女同事，印完一块版后，必须将这块版送到贵阳路那边的车间去。这块版是领袖像。同昭用油纸将印版包好，由女同事送过去。印版是红色版，包装的纸被红颜色的色浆沾染得油乎乎的，细麻绳拴在印版的一角，同昭手提着印版交给那女同事时，顺口笑嘻说：“像是块火腿！”她无心一说，我却立刻一惊，这话犯了大忌！我刚要用别的话岔开，那女同事已开口说：“冯骥才你可听见了，你老婆可说领袖像是火腿！”这句话在当时就是反革命。我一急，反应竟然相当神速，话茬也立刻跟上了，我说：“我没听她说，倒是听你说了。这屋里可就咱们三个人。”我说这话时一点也不客气，拔剑相向，好像瞬间来到你死我活的时刻。运动中有时就这样——忽然反目，生死立见。这女同事傻了，怔了一下，她是个很精明、晓利害的人，随即露出笑来说：“那就谁也没说呗。”我听了，也笑了。一个大浪头就这么过去了

以上是冯骥才先生的《无路可逃》中的片段，也是书中少有的‘胜利’，对，就是胜利；在一句话便可定人生死的时代，活下来的，自然是胜利的。

不谈书中平淡叙事中的压抑，以及某种极尽艰难中似乎还蕴藏的乐观。

我只想说：在某个的时期，文字和语言，是危险有罪的；当然，在这样的时代里，沉默也并不安全；甚至优雅的赞美，也因其不够嘹亮，而变的危险。

其实，我们无路可逃！